闲书摘录2017上

摘录各类书中片段，不代表博主观点。2017年上半年完结。《如彗星划过夜空》、《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别对我撒谎》、《魔鬼经济学》、《单恋》、《你是在恋爱,还是在发神经》、《宿命》、《菊与刀》、《彷徨之刃》、《怪笑小说》。

2017.06.26 《如彗星划过夜空》

近距离看美国之四。独立战争之后民主制度的尝试。国父华盛顿。严格保密费城制宪会议，虽说是怕泄露后各州难以达成妥协，但也可以理解成精英统治P民的一种形式？要共和不要民主，民主困惑，政治不正确。越战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司法部保密需求与新闻自由的较量。

在战争年代，华盛顿将军的高明之处，是他在打了几个败仗以后就明白，在北美这块远离英国的土地上，对于义军，定出的目标不可能是“消灭英军或把他们赶出去”，而是要用自己的军事存在，向英王表明北美独立的决心。北美义军的关键是“存在”，只要持久存在，目的就达到了。事实上，北美最终获得独立，正是由于这支军队存在的坚韧。可是，在华盛顿将军心中，“枪杆子”只是带来了追求自由的一个可能。惟有民众的授权，才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
世界在向前发展。人们已经不可能仅仅依靠分散的、自然的状态，应付一个需要良好政府组织的现代社会。假如说，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而是一种帮助人们取得自由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必须经得起复杂的、发展着的现实的考验。
他们并不想以革命的方式，也就是剧烈变革的方式去过度推进。美国革命的结果，仅仅是英王离开，各州原有的法律制度一点没有破坏。而这四年的“散”，却给各州带来了制度实践的空间，民主制度先在地方城镇和州一级开始尝试、实施，给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垫了底。
政治人物持有怎样的主观愿望，是善是恶，只能根据他的自述，很难客观评判。做了最糟糕的事情，也可以辩解说是好心办了坏事。人们能够评判的，只是客观结果。政治人物对权力的过分崇拜，不论是出于“抱负”还是“野心”，都是危险的。美国的国父们看上去缺乏自信，却正是当时政治家很难得的谦卑。
他赞同苏格兰思想家大卫·休谟的看法，人在孤处时比在公共生活中更诚实，“良心，这惟一残留的纽带，在个人身上实为不足。在稠人广众之中，人们对良心实无期待”，大家一起做事，如浑水摸鱼，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力反而消失了，结成群的人会互相为不良行为提供虚假理由。这就是一些平时看看还蛮善良的人，一进入群体就表现得十分邪恶的原因。
人实在是一种很难说服的动物，人不仅会趋向于自以为是，而且常有虚荣、固执的一面。一旦争执发生，不要说认为自己没错，就是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也会因为放不下面子，就非要坚持自己错误的主张。
政治制度，其实是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的。在民主制度自然生成的国家，是文明的土壤长出了这棵制度之树，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土壤，压根儿长不出这棵树来。
“过激民主”就是民众掌握了超越其水平的决策权。这才是美国制宪会议在反对的事情。在他们眼中，这种“民主”几乎就等同于无政府、无秩序、无法律，“过激民主”就可能是暴民做主。在他们看来，“过激民主”与“暴民政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更何况，希腊城邦只是小国寡民，将要建立的美国，可是一个大国。怎么敢随意“过激”，掉以轻心。
民主制度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的。这个“社会文明程度”，既是指处于社会上层的政治家、也是指身在底层的民众。事实上，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从文明积累最厚实的那个部分开始推动的。底层民众是社会的最弱势，是最值得同情和关怀的群体。可是，通常人们闭起眼睛不看的是由于文明积累层的薄弱，底层同时也是社会最危险的一个部分。因此，看上去是以民众为主题的民主，在它的源头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从法国大革命对平民杀贵族的支持，到一代代的民粹倾向，直至现代美国走到极端的“政治正确”，都是源于同样的出发点。在原罪负担之下，承担原罪感的人群往往是不自信的，他们需要他人对自己做出道德上的肯定。结果就是以过激的平民认同和平民倾向，来达到心理和道德需求上的平衡。
民主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人性的觉醒，从而自然地引发出对底层悲惨状况的同情和不平，进而为他们争取权益。正由于这种同情大多发自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文明程度较高的阶层，或者说发自知识阶层，因此他们的民主意识从起源来说，都是带着原罪负担的。他们非常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会不由自主地要美化底层，以平衡自己的原罪意识。他们会在表达对底层苦难同情的时候，在赞美底层的时候，表现得煽情和夸张，以支撑自己的道德感。
知识阶层的所谓道德勇气，一部分应该是表现在对强权的批判上，但更为困难更难做到的，是表现在他不迎合、不取悦于民众上。前者是很容易理解也相对更容易做到的。可是，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有智慧有勇气做到，对强权和民众，都保持应有的独立和批判。这和他是否同情弱者，是否保护弱势人群，其实是两回事。
基于当时的民众水平，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曾经提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越少越好，人民总是想知道得多一点，结果知道了反而会迷失。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杰瑞一针见血指出，“人民非常容易成为被假爱国者欺骗的愚民”。还有人说，根据经验，以往的最大毛病都是因为“过多的”民主。他们几乎都同意，如果说贵族专制是一种恶政，那么，无限制的民主也一样糟糕，也会是恶政。
今天民主进程已经大大深入，知识界对专制的批判已经非常彻底，而对民众的弱点可能导致的暴力和非理性，却常常还是闭着眼睛绕开，或是为其寻找理由。在这个问题上的反省，越来越艰难。因为民主大潮的副产品，就是知识界日益把批判专制、强权，看做是为众人称道的独立精神，而没有勇气悖“民众大潮”而行，持独立思想言论于民众和知识界同行。他们不再有费城制宪者们自然的道德自信。
美国人的政治生活逐渐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他们认识到，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往往是天然地相互冲突的，所以要让大家在国会都有自己的代表，把各自的要求讲出来，公开地争辩、讨论，最后，各方退让、妥协、达成协议——因为整个社会的成功，还是依赖于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合作的。
英、美的制度设置虽然有矛盾的地方，却一样运作有效。你也许会对这种情形感到奇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制度的设置只是一半，而更重要的是由实践完成的另一半。他们相对在实践中更能自觉维护、完善这个制度，而不是拼命钻它的漏洞。
汉密尔顿把债券看做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政府不如约偿债，契约权和财产权就得不到保障。同时，他把收购债券的所谓“投机者”和出售债券者之间的关系，也看做是合法的契约关系。债券在流通，只要是合法的交易，其中一些人的吃亏和得利是客观存在，只要是自愿、合法，就必须尊重契约为先，而必须忽略它的深究一层的道德探讨。股市也一样，只要是公平的，各人也必须承担风险，不能因赔本的个人陷于悲惨境地，就对制度作道德探讨，甚至否定制度。
汉密尔顿的天才，在于他看到了这个趋势，顺应了这样的趋势。可是，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许多在快速发展中被忽略的问题，永远有人关注和提出来，这其中包括政府的权限、政府的腐败、弱势群体的权利和社会公平等等。因此在建国初期，相互反对着的两种观念，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不是简单的对错关系。
华盛顿在组阁的时候，他的选择标准是好人内阁，而不是和他的执政理念最一致的内阁。他考虑了道德和能力的标准，却没有考虑顾及到对政策看法的一致性。
事实上，选民们都是在投票给与自己的利益和理念接近的政党。他们投票内含的意义，是在投票给执政纲领和理念，而不是投给一个“个人”。
政治家们不再是排在一条队伍里，不再能对他们按照一个标准，判断其高下。不是执政总统所属的党就是“好的”，在野的、对立的党们就是“不好的”。它们只是有不同的倾向，侧重不同阶层的利益，代表不同的理念和偏重不同的政策。
平均财产是一切革命动荡的诉求，是发动群众的最便利口号，却也最容易造成灾难。私人财产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对保障财产权几乎没有一点异议。对当时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说，财产权即使不能说是神圣的，也至少是毫无疑义受法律保护的。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人会认可破坏财产权。但是，人有贫富差距，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巨大贫富差距之下，何来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没有发展机会的平等，追求幸福权利的平等，来平衡事实上的财产贫富差距，美国人认为他们的自由理想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深化时代的美国和以往不同的是，政治家面对大众说话，你永远无法判断，他是说的真正的心里话，还是在追随大众，讨好大众，或者引导大众。politician，既可以译成政治家，也可以译成政客。政治家和政客合为一体，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古典的政治家，stateman，渐渐地让位于两面一体的政治家和政客，politician，是民主时代的必然趋势。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politician。
在民主政治中，政治家是凭嗅觉来判断气候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公开政治表态的。反奴的气候不到，时机还不成熟，明确的激进反奴立场和表态，对林肯就可能是一种政治自杀。政治家不仅要有自己的良知，有出自这种良知的政治理念，他还必须等待时机，等待民众能够听得进他的话，愿意跟着他走。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保持沉默，甚至言不由衷。这时候政治家的表现就像一个政客。
美国新闻自由的理念，并不是“无边的自由”。它是有约束的。这种约束，首先来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的自律，他们必须自我判定，自己的行为在新闻自由的范畴，还是在伤害国家、等同于伤害民众的刑事犯罪的范畴之内。美国法律为保障新闻自由，规定不能对媒体预检，但是，也不意味着，对于真正伤害国家和民众的违法行为，就不予以惩罚。只是，它是在事后惩罚。而判断的标准，并不是政府的行政分支来制定，也就是说，并不是行政分支在所有不愿意让民众知道的文件上，只要盖上“保密”、“绝密”的印章，就成为法律的依据了，就可以把民众的知情权关在门外、就可以以此惩罚公布它的人了。而是需要独立的司法分支，来对文件本身的内容进行判断。假如这些“保密”、“绝密”的图章，只是行政分支在滥用职权，那么，媒体公布这些信息是合法的。
此案涉及新闻自由的分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内容的重视。此案成为全国最大的新闻，不再是因为它涉及美国的对越政策，而是因为它涉及报纸的新闻自由。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此案会激发公众对文件本身的好奇心，当禁制令解除的时候，更多的民众会去读这些文件。
他在意见书里列举了总统和行政分支的无可匹敌的强大权力，然后指出，惟一真正能够对这样强大的行政权力有所约束的是，经过启蒙的、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只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持批评态度的大众意见，能够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体系。所以，警觉的、无所不晓的、自由的新闻界本身，对实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他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
自由的生命，这是平等的起源。因此，社会管理概念不是从上层权力切入，而是从人的自然权利切入。这样的平等概念，也隐含着一个简单道理：人也都是有弱点的，不论是英雄还是智者，无人幸免。在社会管理中，他们注重制度对人的弱点制约，在他们眼中，政治上层不仅不是天使集中的地方，而且可能是人性弱点的集合、并且被威权催大的地方。所以政府是首先需要制约的地方。

近距离看美国之三。南北战争、美国版『一国两制』。废奴旗手本身也是矛盾的，没法以身作则。阿姆斯达看似是反奴隶者胜利，但并未触动宪法根基。反种族隔离，从教育到日常，导火索事件的偶然与必然。非暴力的前提是熟悉游戏规则、知道后果不会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黑人民权组织领袖的政治考量。《平权法案》不平权，而是作为一种赎罪和补偿。种族歧视成了挡箭牌，而不正视自身的问题。故事很精彩，很长见识，但崇尚自由的精神反映到外交上还是令人感到困惑。

美国警察的面貌是很不相同的。除去个人品质素质的因素，这种面貌的不同往往是有区域性的。我曾经告诉过你，美国绝大多数地方是安闲和宁静的。不要说乡村，那些中小城市的警察，常常都会给你一个『雷峰叔叔』的感觉。在这些地方，实际上警察分为两部分。正儿八经的正宗警察并不多，更多的是地方治安警察。他们也穿警服，在英语里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词。这些地方治安警察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们投票选出来的，更是特别注重和社区居民搞好关系。
我确实喜欢这个说法：皓月当空，万籁俱寂之时，一个坐着的人猿混混噩噩的脑瓜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和其它的动物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时候，他就是『人』了。
奴隶交易和奴隶劳动都产生人类最难以抗拒的诱惑，这就是利益。然而，这块土地的早期经历所形成的奴隶制现实，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始推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北美英属殖民地黑人奴隶泛滥，而英国本土却从来没有卷进去的原因之一。英国本土就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借口，所以即使同样被利益驱动想蓄奴的人，也被阻挡在在道德门槛的这一头，难以当众迈出腿去。
北美当然也不乏大量被贫困逼来的『经济移民』，可是，来到这里的『政治移民』的比例，高得异乎寻常。他们是在英国及欧洲的诸多次宗教迫害和政治动荡中离开故土，来寻找一片自由的土地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英国的处境远比跑到这里来当难民要好，对于这些人，寻找一块新大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需求。他们需要一块『上帝承诺过的土地』，在那里可以有他们自由信仰的权利。其中『五月花号』上的那一船移民，就非常典型，也是这些『政治移民』中最早的一批。北方，正是大量这样的『政治移民』的集聚地。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更高一些，他们流亡的原因往往是『宗教迫害』为主的政治性原因，所以，他们更习惯于在世俗诱惑的面前，作出理性的思考。他们甚至在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建立了哈佛大学，并且把哈佛大学所建立的地方叫做『剑桥』。
宗教思考本来就应该是非功利的思考。他们把自己与世俗世界拉开距离之后，探索人与神的深远的哲学问题。这样，任何可能找到的世俗利益的借口，都必须被拒留在宗教的门外。由于北美的生活环境，使得各种宗教的思考内容，也很早就包含了奴隶问题和不同种族如何相处这样的问题。
作为北美思想主导的北方出现的这些早期质疑，形式和深度都并不相同。但是，在人性的普遍原则下，拂去外表，我们发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坚实内核，那就是，新移民纵有万般理由，他们难道就因此真的具有剥夺他人自由的权利吗？这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北美开拓初期，他们第一次试图离开自己的困境，离开自己相对优越的地位，站在那些他们还完全无法理解的黑人的立场上，质问这个人类行为的合理性。
并不是你我原来所想象的，奴隶制从兴起到终结的历史，就完全是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之间压迫和反抗的对抗史。基于我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当时黑人还不可能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人类良知和愚恶的角逐。你已经看到，在这一段历史中，这场角逐主要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内部。这时，我们发现，原来人类的人性反省是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在当时，黑人作为个人和小的群体，有可能出现偶而的反抗，但是作为整体，不论其人数如何迅速增长，他们在北美注定会在非常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是几乎没有自己声音的一个极弱势群体。这不仅因为他们被胁迫，同时也因为，黑人还处于他们偶然进入的这个陌生文化系统的蒙昧状态。
美国的诞生，实质上是这块土地被耕耘了一百五十年之后，逐步成熟，开始清理的一个结果。生活在这里的一些人，不再仅仅陷于谋生的劳顿，他们开始问自己，当初他们为什么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究竟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的问题，也是今天的一代代的新移民的问题。在今天的美国，你可以遇到生活状况还相对较差，却心境平和的移民；你也会遇到境遇相对更好，却怨声载道的移民。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当初来到这块土地，所寻求的东西就是不同的。
『歧视』二字，在英语中的词义是『区别对待』，『种族歧视』就是在种族问题上的区别对待。它是由差异产生的。事实上，一开始，当人类发生种族相遇的时候，这是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发生的一种情况。人类只有在理性的思考下，经历长期的共存，才有可能真正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对『种族差异』以平常心待之。
贵族派头的英国绅士风格也影响了他们对于奴隶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于主人和家奴所形成的严格等级制是十分习惯的，甚至是颇为欣赏的。而另一方面，他们良好的教育又迫使他们不可能躲避对于『人性』的思索。因此，有关奴隶制的讨论在这里从未间断。
当1776年夏天，终于下决心宣布独立，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也交付讨论。这时，南方极端的两个殖民地终于意识到，这份宣言的原则，将是这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的根本原则，如果他们再一次服从这个基本潮流，他们所受到的损失，不再是得不到新的奴隶劳力的补充。就连他们现在经济所依靠的奴隶制，也会象在北方正在发生的那样，迅速崩溃。
在美国独立时的十三个州里，大部分州的奴隶制的废除，就是白人，富人，甚至是奴隶主们，经过理性反省，决心通过他们手中的立法权，从法律上解决黑人奴隶问题。也就是亲手通过立法程序，将自己的一份重要财产化为乌有。他们中间哪怕是最激烈地反对奴隶制的代表，都是如此。
这不是我们习惯的少数职业革命家和热血青年，抛家弃产投向革命的故事。这是作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集团的立法机构，用立法的手段，仅仅为一个人性反省和道德理由而放弃自身利益的一个行为。
不论是国际间的协议，还是一个国家自己制定的法律，都大致不出乎两种状况。一种法律来源，是这个国家，地区或者群体，对于一个命题的思考和反省的结果。他们因此制定一个规则，愿意共同遵守。对违规者按法规进行认真惩处。这样的法律逻辑性强，执行的过程也比较清楚。诚然，这样的法律仍然会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为人类在某一个阶段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但是，它是认识一步走一步，也许前进的脚步缓慢，但却是扎实的。这种法律，我常常用大白话叫它是『真诚的法律』。另一种法律来源，是对外部压力妥协的结果。一些地区，它自身并没有产生与这条法律相适应的认识基础，但是出于种种压力，不得不诞生这样一个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有着“违法”的强烈冲动。这样的法律，它的目标可以定得非常高，看上去可以比那些『真诚的法律』更漂亮。可是一触及现实就会完全面目全非。我把它叫做『虚假的法律』。
哪怕是一个在压力下产生的『虚假法律』，相对于根本『没有法律』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毕竟可能产生这样的机会，据法力争一个实质性的，哪怕是微小的胜利。
现在看来，这和法西斯的理论差不多，几乎不值一驳。然而，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理论』可以振振有辞地提出来，就是因为当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对于种族差异的认知，都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多元文化的概念还根本没有产生。“南蛮北夷”，“吃人生番”的讲法，在到处都很流行。你一定还记得我讲过的康有为遇到黑人的反应吧？对于种族差异的偏激反应，那个时候在多数地区都出现过，只是冲突的机会大小，程度的深浅不同而已。
对于各州来说，法律我自己定，日子我们自己合计着过。可是一旦出了事儿，跟外头的国家有了什么麻烦，联邦政府你得给我顶着。这就是当时典型的美国联邦局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维持这样一个局面，居然仅仅就是为了坚持一个与个人自由同步的分治的理想。
他们的着眼点，显然不仅是在这三个女孩和『阿姆斯达』的黑人身上，他们更希望通过这个挑战，整个颠覆在美国南方还存在的一个非人道制度的法律基础。在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的同意下，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法庭辩论机会，他们就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上，让法庭和所有的人注意到他们的论点：人类行为受到的最终的审判，是依据人性与非人性的界限来判断的。一切法律都在『自然法』之下，如果一条法律是非人道的，那么，它终有一天将被废除。
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充分讨论了法律与自然法的关系，再一次申扬了『平等自由』的建国原则，最终黑人又取得了胜诉。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索，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似乎他们已经在解决『黑奴物化』和黑人争取自由等问题上，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当他们在此后再遇到合法奴隶的同类案件的时候，在同样法律之下产生的不同审判结果，就会使人们产生倒退和无可容忍的感觉。这个时候，本来其意义就是一份契约的法律，就会由于失去民意基础而走向立法的变革。这个时候，司法挑战的目标，就算是真正达到了。历史也就在这样立法变革的基础上，向前走了一步。
解放奴隶是一回事，可是，一想到那些承继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从里到外都和自己有着巨大差异，也不知道到底『野蛮』到什么程度的黑人，一想到要由自己给出判定，给予他们在这个国家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也『一人一票』，甚至在黑人占多数的地方，可能出现黑人当选掌权管白人，大法官们就会觉得，这里肯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这些陪审员是普通民众，这就是民众在开始作时代转变的一个信号，因为民意是美国所有的州立法的唯一依据。这是当时分歧矛盾如此之大的美国各州，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因为所有的州在一开始，就都建立在一个民主制度的基础上。他们的不同，就是各州的多数民众，对于人性这个基本问题的认知程度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
直到南北战争，黑人的力量依然没有成长起来，他们还是只有少数的偶发的小规模反抗，根本无法与当时南北两大实体的对峙同日而语。而这个对峙的双方，都是白人。
南方不想在这场僵持中争取占上风了。既然僵持已久还是没有出路，而且按照建国几十年的趋势，只见自行废奴的州越来越多，废奴势力越来越大，林肯的当选，更是印证了美国的这个历史潮流。论理的话，又不占理。干脆，不就是说我们不符合美国的建国理念吗？那我们不做美国人了还不成吗？我们退！
这是一方想从这个对峙中撤离，而另一方却一把揪住了它的后领，一定要把它拖回来，这才打起来的。
美国从一开始，它的建国理念就是维护草民们的『个人自由』。它的出发点不是『上面』的管理方便，而是『下面』的自由保障。这样自下而上的一个观念的逆向行程，就造成了几乎是从个人开始的，一级级向上的『自治』和『联合』。这种国家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它的出现，并不是源于一个高明的理论，而是出于一个向往平等自由的人性本能。
南方从未担心过北方会非法地以战争解放奴隶，这不是他们要求分离的原因。他们所要达到的状态，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再也没有合法的司法逼近，再也没有道德上的压力，彻底地『我行我素』。
北方决心攻打南方的态度，也是促使罗伯特·李下决心离开联邦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对当时许多弗吉尼亚精英来说，仅仅因为南方的分离行为，北方就要以武力相威胁，这对于美国建立联邦的精神来说，无论如何是既没有法律基础，也没有道德基础的。
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他们不赞成南方以离开美国的方式解决矛盾，可是并不意味他们认为，一个州就没有离开联邦的合法权利。如果北方动武，就意味着北方偏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将立即站到南方一边，以表明他们对此的抗议，因为他们确信，林肯并没有这样的合法权利。
最容易被历史的烟尘所掩没的，就是以弗吉尼亚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为代表的温和南方。他们的本意决不是要离开美国，也不赞同分离。但是，他们认为美国这个联邦的建立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州与联邦的关系以及分治的原则，是美国建国原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更反对联邦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强行维持联邦整体。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第三力量。
因为自由是符合最基本人性的状态，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地区，人们的本性在寻求一个自由的状态，以及在这个状态下的互利共存。联邦显然不是依靠爱国主义口号加上枪炮来维系的。这一点，林肯总统是逐步醒悟的，醒悟在怵目惊心的战场上。
林肯为自己找到一个突破口，在南北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为战争的目标作了一个主题切换，把联邦对这场战争的诉求从防止联邦的分裂转换为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奴。这就是你印象中的南北战争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的来由。
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随着历史的进步，也随着人们对于超越种族属性的普遍人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当年『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份量，也就越来越重。任何一个政治诉求，哪怕有天大的理由，也会在这样的人道诉求面前黯然失色。也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在以『平等自由』的人道原则建立起来的美国，只有在『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人道目标之下，人们才可能在长久的岁月里，认可如此众多的年轻生命的奉献。因此，在美国，人们也普遍接受了林肯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对于南北战争的解释。而且，就连林肯自己都承认过的武力解放奴隶在这个国家的非法性，都被北方民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南方在战后的继续辩解，也显得十分苍白。
由于美国的制度，对于一场战争的回顾，发掘和表达，你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是一些人定下什么调子，然后照样本宣传。
在北方，人们逐步通过辩论，唤起大多数人的人性觉醒，最后白人自己立法，放弃这样一个对他们应该说是『有利可图』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因此放弃或失去了一份对于他们来说是『传统的财产』。从立法通过起，所有的人遵从这个大多数人的决定。这样一个过程，不仅是加强了民众对于契约社会正常运作方式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这样循序渐进的一个立法过程，也是人们对于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反省和认识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瓜熟蒂落的时候，所得到的成果是有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
所谓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社会的意思，它只是一个由大多数人在决定风格的一个社会。这些人的认识水平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面貌。不论奴隶制是多么不人道，在这里，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
战争结束以后，没有出现对失败一方的任何惩罚行为。即使是所谓强硬派，没有镇压和清算『叛军』和『叛国贼』，更不要说因此产生的大规模错杀了。
原来有关奴隶及种族问题的人性和道德的劝说，都在南方一片焦黑的家园和死去的无数年轻人面前，无法开口。北方可以高举神圣的『为黑人的自由而战』的旗帜去牺牲，南方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就是北方人为了给黑人自由，却杀死无数无辜的南方白人青年。战争一起，人道的逻辑就混乱了，双方原来的对话基础完全消失。南方原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持不同观点的人，也变得一边倒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的南方在理性上呈现了一个巨大的倒退。
『种族文化大熔炉』之类的说法听上去是简单的，甚至给予远距离观望的人一种审美上的幻觉。然而，生活在现实中的『大熔炉』里，却有一个怎么活法的问题。美国人是经过漫长岁月的种族冲突和文化碰撞，才艰难地走到拥有今天这样的进步和认识的。在北方，尽管有着反奴隶制的人道认识和传统，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奴隶制消失之后，人们就能够顺利地面对种族融合的生活，因为这是另一个社会课题。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宗教差异依然存在，利益冲突也依然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差异所形成的社会焦灼，冲突和不安定，会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更何况，这里的人们习惯于自由表达，因此，矛盾也就会很容易地就浮到面层，并且在民众中扩展开来。
北方已经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融合社会，以白人为主的文化，开始受到多种文化的挑战，在工业开始发展的『转型期』的社会，各色人等都有可能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环境中，以各种方式一试身手，少数民族及新移民的犯罪率也与日具升。这些都会引起原来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的困惑，更引起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教育的白人出于本能直觉的不满。你知道历史上美国的KKK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参加的吗？都是一些最典型的辛苦劳动的工人和农民。
如果说，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是符合人性的，社会的思想主流是在推动这个原则的实现的，思想是不受到禁锢的。那么，即使这个社会还存在一个没有受到公平待遇的群落，那么，他们自身对于自由的追求和主流社会对于公平的呼吁，迟早会汇聚在一起，汇成一股冲毁整个旧堤坝的力量。
在美国的历史深处，这个文化深藏着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尤其是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其实质是对集权的恐惧，以及对思想控制的恐惧。因此，克林顿总统对于全国统考的提议是从数学语文，这样的基本技能教育作为他预定的突破点的。但是，美国人至今不能接受。其根子在于，美国人不愿意他们最初源于自然法的教育理念被突破。统考显然能够提高教育水平，使国家强大。可是，统考必然导致统一教材，就防不住哪一天政府会向孩子灌输『统一思想』。美国人是自由为先的，他们宁可不那么强大，但是必须有自由。
我们可以开始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林肯在南北战争后期最关注的，不是以强权统治南方，而是以宽恕『叛乱』一方的南方首领，来换取他们带领整体南方回到美国制度中来。林肯整个思路的意义，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方，认同这个国家的理念和制度之后，不论南方有怎样的类似KKK的民众，在南北双方对话的时候，在不同的观念讨论的时候，就有了共同的依据和游戏规则。
马丁·路德·金的信念是和这个国家的主流思潮一致的。那就是坚决地合法地争取自己应有的宪法权利，同时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以宽容的宗教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以此呼吁社会良心的醒悟和人道支持。他意识到这个制度的可操作性，他寻求的这个国家的制度所能够给予的支撑。这一切，都使得吼叫着的KKK们，在对比之下都显得智力低能。
在南北战争之后，南北双方产生了最长时间的心理阻隔。这是北方民间最没有冲动要干预南方事务的时期。就象你跑到别人家里，想帮助那里寒冷的人们，为他们点一把取暖的火，结果却烧掉了整个房子。下一次你再想做同样的事情，就会犹犹豫豫地不敢再划着那根火柴了。
在极端南方州，黑人的民权运动与当地由白人选出的南方州地方政府行政分支是对立的。但是，南方的黑人可以说始终受到北方民众和美国联邦行政分支的支持。只是，这个国家是分权分治的，在正常的情况下，联邦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权限之下，给地方的民权运动提供支持。
『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它并不保证少数人的『自由』。所以民主在历史上常常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它与不民主的区别，只是由多数人掌局还是由少数人掌局，甚至一个人掌局的区别。相对后者来说，它当然是一个进步，可是，它并不一定是全体民众的自由的保障。假如没有对于人性的醒悟和孜孜不息的对于人道的追求，民主的结果完全可能演变为对于少数人的暴政。美国南方的历史，就向人们作了一个清晰的示范。
在一定的程度上，社会的安定与秩序和个人的平等与自由是互为代价的。要说安定和秩序，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城镇堪称安定的典范。而取消种族隔离以后的北方大城市，种族差别和种族矛盾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安定和秩序确实受到很大影响。
假如犯罪行为发生了，假如有人被伤害甚至让人给杀了的话，联邦调查局有权来侦查犯罪活动；但是，这是一个调查机构，在犯罪行为没有发生的时候，联邦调查局也无能为力来进行跟踪保护。
假如在一个完全不讲游戏规则的体制下，假如领导『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已经明知他领导的『非暴力』运动必然导致对方完全血腥的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仍然听任事态的发展，甚至推动事态的发展，在可以避免暴力发生的时候不作任何努力，那么，即使『暴力』的使用是对手一方，这样的『非暴力』领袖的作为仍然是可疑的。一个真正的『非暴力』的，以公正和人道为口号的领袖人物，应该以一切手段避免无辜生命的不必要牺牲。
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认可的多数人的统治，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么，民主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畸形恶果。
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在呼吁人道，还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和『公众正义的名义』呼吁仇恨，它的人民将走过的路径是不相同的。
在美国，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才是真正巩固的历史进步，民众的人性反省和觉悟，才是这种进步的基础。

2017.05.06 《总统是靠不住的》

近距离看美国之二。总统也是人，人都是靠不住的，必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行为。尼克松水门这一段很精彩，行政分支对司法和立法分支的首次强力挑战。两党的正面竞选，然而去年的大选看到川希互怼，只能呵呵，世道变啦。克林顿各种门事件（拉链门还没发生之前的各种门）。由自由派和保守派（民主党/共和党）谈到弱党性重观念、堕胎问题、移民问题、拥枪问题。最后又提到了辛普森案子的民事审判，这与上一本书的刑事审判有很大不同。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思维真的差别太大，互不理解再正常不过了。

在“克林顿政府”作出一个什么外交承诺，或者是作出什么温和外交表态，强调两国的“求同”，尽可能去“存异”，或者说尽量去试图忽略这个“异”之后，往往，属于“美国政府”另一个部分的国会就会通过一项完全不同的决议。在这样的决议中，凸现的常常是总统试图暂时忽略掩盖的“两国之异”。这样，同一个“政府”就几乎是在同时表达不同的信息，这种公然地不顾及自己对外形象的行为，令人十分不解，尤其令我们这样最重视“脸面”的东方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至于对方国家，在短短的时间内，接到“克林顿政府”所发出的这样前后完全不一致的信息，只可能产生一种被欺骗和被愚弄的感觉。于是，抗议和外交上的僵局随之而来。不仅如此，甚至还会激起对方国家的民愤，激起他们的强烈的反美情绪。
与总统相比，属于美国的立法分支的国会，似乎就更具有美国的主人的味道了。国会的议员们都是从各州直接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管立法，也就是说，大原则是他们给定的，只不过让总统这个“办公室主任”领着他的那套行政班子去执行。对外打交道，当然也是总统领着这班人去干。一旦干得国会不满意了，他们往往当下就不给总统一个好脸色。这种情况，总是由国会通过一项什么决议，表达他们对总统某个做法的愤怒。这时候，总统和国会就表现得完全南辕北辙。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许多外交纠纷的起因。
以前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把权力结构比作一张网。在这个国家里，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也好象是结成了一张结实的网。但是，这似乎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网。因为这张网上的各个环节，不仅没有一致地勾结起来，所谓“官官相护”，如渔网般去网罗共同利益，反而不仅互相牵扯，而且都是向着不同的方向牵扯。最后，如一张蛛网一样，势均力敌而达到平衡，各个环节无一漏网地全被扯住，很难有什么特殊举动。谁也不可能就此挣脱出一只手来，居高临下地一手遮天大捞一把，总统当然也不例外。
在实现一场社会革命时，由于它的过程十分漫长而且跌宕起伏，充满艰险充满牺牲。一场革命往往需要数代人的前仆后继。人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几乎已经近于绝望，每一次几近绝望又强化了一次新的渴求。因此，在许多革命中，在这样的轮番刺激之后，革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悄悄地从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在人们心中变成了目标本身。人们就象痴迷地坐在剧场里看“玩偶之家”一样，别无他求，只求“出走”。
大家此后对于袁世凯“短命皇帝”的嘲讽，我常常怀疑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我可从来不敢低估皇帝的生命力，更不敢低估中国人对于皇上的接受能力，而且，总会有一帮人孜孜不倦地告诉老百姓，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皇上。
美国人选总统，并不是在选一个完人，而是在选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每个总统候选人对于美国和这世界给出一种解释，给出一个方向，也给出走向这个方向的一些具体路径。与此同时，总统候选人的个人行为必须基本符合这样的理念。否则，他也就无法说服老百姓，他确实会带领大家向这样一个方向去走。这也就是美国总统通常在竞选时，都标榜自己有一个完美家庭的缘故。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在选举完人，而是意味着家庭价值至今还是美国人所重视的理念的一部分。
在美国的制度运作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每个人在执行公务时，都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对法律负责。出了事儿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使陪审团相信，他在执行命令时是确信该项命令不违法的，否则，执行者照样有自己的一份法律责任，该坐牢还是得坐牢。在这条规则之下，美国的高层领导就很难在一项违法行为中，任意推动自己的下属。
除了少数政治活动家，个人对于一个政党如果产生认同的话，他基本上只有观点认同，而几乎没有什么组织认同。
不论尼克松犯了多少错误，在最后一刻，他表现出他依然是美国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一个民选领导人。他公开向美国全体人民宣告，他愿意认同宪法，服从法律，服从人民。而且，正是由于前面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完全了解自己即将面对的处境和结果，他的服从才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美国很容易做到拥有一个面积较大的私人庄园的事实，以及美国人普遍的迷恋大自然，“忘情山水”的性情，这些看来与政治离题万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使得政治家更容易还原为本来意义上的常人，而不是异化成一离开政治官位，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政治动物。而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权力是诱人的。权力会诱使一些人逾规使用权力，也诱使他们以权力获取更大的权力。而在一个扩展权力欲望的上层集团面前，却时时站着一群象征美国人民的普通陪审员。
美国是一个依靠武力打下江山的新国家，可是，在最初的一刻，他们就理解，这个国家是决不能用武力来管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人民的。战争结束了，枪必须交还给人民。我有时候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包括华盛顿在内，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不论是出于智慧，还是出于理性，他们对于美国人民的个人自由的尊重远远地超越了对于一个英雄的尊重。
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以便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也是由于在这个概念之下，当这个总统上任的时候，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包括总统本人，会试图去强调这是一个高瞻远瞩，英明决断的伟人。美国的民众也习惯于对总统没有这样的要求。总统和他的同僚们，至多想证明的是，他们会比别人犯更少的错误，更忠于职守。至于美国民众，他们指望的是推举一个人出来管理公众事务，从没想过要弄一个人出来“镇住”大家。如果他们发现总统有这个倾向的话，他们反而会感到自由受到威胁，会请他下台。这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与人民之间非常自然的默契了。
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对于任何一个理念，不论是推出这个理念的一方，还是持谨慎态度，甚至持反对态度的一方，他们的争执必须是理念的争执，而不是打着某种旗号的党派之争或政治利益之争。
美国人从来认为，在战争中当军官和士兵们已经尽力而为，并且陷入绝境，那么继续进行抵抗，只是无端地伤害士兵的生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投降和成为战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一些美国人成为战俘之后，所有的人都会为他的生命和处境担忧，当战俘回到祖国和家乡，绝不会有灰溜溜的感觉，他毫无疑问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就和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这些现象都是源于美国人对于尊重生命的基本看法。
这种教育和风气超越了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样功利的宣教。那种宣教似乎使人觉得人类是超越自然的一种特殊力量，为了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也同样是为了自己才需要“保护自然”。但是，美国对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方式是动之于情，使他们对动物和自然界产生很深的感情，使他们增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概念。
我的许多自由派的美国朋友，也赞同保守派的许多具体观点。例如一些和过去的平静岁月紧紧相连的道德观念。例如，要维护家庭，反对吸毒，要增强责任感，等等。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保守派确认只有一种价值观。在他们的价值观内，就宣称“对就是对的”，出了他们的价值观，就判定“错的就是错的”。不论你所坚持的这种价值观是多么美好，当你要求这个世界只局限于一种价值观的时候，当你的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严以律己，还发展成苛以待人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就可能是禁锢思想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走向极端。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逐渐醒悟，并且逐渐从各种各样的狭窄走向宽容的历史。只是有的地区醒悟得早一些，有的地区醒悟得晚一些罢了。应该说，美国也不例外。只是，宽容是要支付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把价值评判交给每一个个人。它的限度是不得伤害他人。这样，人们有了无穷尽的价值选择，也开始有了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一个“纯净”而狭窄的社会，强加给某一个社会群体的痛苦的。
政教分离的更进一步的意义，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彻底脱离。政府的功能是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公众事务，而没有任何权力干预或者指导人民的意识形态人类毕竟有许多本原的东西是如金砂一般，在时代变化的水流冲刷下，会依然留在河床的底部。因此，人类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冲击，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反思的功能，而不是在过去的时代抽象出一个“绝对的真理”，更不是荒谬地相信，迫使大家遵从这个“绝对真理”，“过去的美好”就能够在“现在” 被复制。因此，保守派的积极意义应该是从他们的角度和人们一起进行反思。
刑事审判寻求的是“正义”，寻找的是“罪犯”，它的起诉性质是“公诉”，定罪的结果，是剥夺被判有罪者的自由乃至生命。
美国的民事诉讼寻求的唯一目标就是对于受害者或者其家属的“经济赔偿”，它和“寻求正义”的目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于是，这两个貌似截然相反的判决，就合理地联系在一起，合法共存了。它的结论就是，根据对所有证据的衡量，辛普森杀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至今还没有确切无疑的，“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百分之一百，肯定就是辛普森杀的人。
归根结底，对于这两种诉讼，一切在设计上的不同，都是源于诉讼当事人的不同。对于美国人来说，人是平等的，因此，个人对个人的诉讼，公正就是意味着一个天平式的证据衡量。而政府对个人决不是平等的，必须严格对证据提出要求，以限制政府利用权势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从这些问题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美国式的思路，权势是靠不住的，警察是靠不住的，联邦调查局是靠不住的，司法部的检察官是靠不住的，他们的总管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都是靠不住的。他们都需要有力量与之平衡，他们都需要制度予以制约。

2017.04.30 《历史深处的忧虑》

近距离看美国之一，豆瓣评分高达9.0。本书主要介绍的是美国种族和政治问题，话题其实有一点敏感，之后还有个世纪审判答案详细介绍了美国法庭、律师等，检辩双方交锋后辛普森的无罪释放，大开眼界。我已经把中学学的历史忘得差不多了，看了之后好歹捡回了点芝麻。文章一直将政府描述成弱势的一方，人民是很当家做主的，可以强势维护自己的权利，真的挺难以想象的。btw，Kindle的标注功能不会提醒说您已经摘录超过限制，不科学啊，这篇就只能手打了一波。。。

占美国人口约百分之二十的黑人，通常被认为是相对比较贫穷的，整体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甚至有许多人口比例远小于他们的少数民族都看不起他们。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爵士乐、摇滚乐以及他们的舞蹈、体育才能，长久以来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美国文化，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娱乐的范围。只有到了这里，你才会体会到，这些音乐和舞蹈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它几乎完全改变了整个美国的精神面貌。没有非洲文化，就没有今天的美国文化。在今天，已经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不受非洲文化的影响。这应该说是美国黑人对于美国文化的整体贡献。移民在各个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美国强大和继续保持强大的必要前提。
美国的建国者在『独立宣言』中，很有意思地否定了他们自己在打下江山之后必定要坐江山的合理性。他们似乎没有看出『打江山』和『坐江山』之间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如何制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人民的自由又不会被它一口吃掉？有一个思路是非常确定的，他们认为，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对于这种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巨大力量。因此，如果能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在联邦政府的巨大威胁之下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自由，那么抽象的『人民自由』就已经实现了。
他们认为，这些自由是基本人权，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天赋权利。如言论自由，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跟发表言论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这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也毫不相干。哪怕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哪怕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鉴定出他的思想不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绝对的谬误，他作为一个人也还是有权利说出他的想法。说出来，是合法的。
你也许会问：有些人比如3k党，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样的人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我想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么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个头。
美国人民认为，一个有着极大权力的联邦政府再加上一个强有力的警察机构协助的话，距离控制人民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自由和安全、自由和代价，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的选择。即使在美国，自由也在不断让步。尽管美国人对有可能产生一个沙俄式的秘密警察机构怀有极大恐惧，但是在犯罪的攻击下，国会在1907年还是同意成立一个针对国内犯罪问题的调查局。现在看来，当时国会的顾虑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美国老百姓始终对联邦调查局的忧虑也不是过虑。因为美国建国者在200年前就知道，国家机器是有它的运转机制的，一旦你把它建立起来，就由不得你了。
发生任何一件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美国人的态度就是，它如果可以发生在一个美国公民身上，那么它就有机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在美国，对于这一类问题，会有很多人挺身而出。尽管他们和这个公民素不相识，甚至他们并不喜欢这个人。
真正能够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真正有可能迫使新闻自由让步的，就是国家利益。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和国家利益是互为代价的。美国人始终站在两难之间，安全与自由。
大致来说，美国人的生活是很好的，并且自由自在。他们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在关心着各种只有衣食无忧、思想无拘无束的人才会去关心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从根本上的运作正常，才是他们继续这样自由自在生活下去的保障，而新闻监督是整个游戏规则在操作过程中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一个聚集了大量财富的美国政府，会迅速腐败下去，一个拥有了强大权势的美国政府，回很容易地制造一些借口，轻易地拿走老百姓那点自由。这是200多年来他们真正害怕的东西。
美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改主意了。你想想看，在一个信息流量那么大的社会，每天人们都要接触那么多新的老的主张和观点，当然经常有人改主意才是正常的。
美国在其特殊的移民背景造成的复杂社会现状下，让它的人民享有这样的自由，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风险巨大的世界自由实验室，走进去做一番观察，确实很长见识。但是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
二战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高枪支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搞没收枪支。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队员，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时区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的悲剧原因之一。我们在他家里看到过好几种大大小小的枪，他对我们说：“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我们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注意到，宪法第二修正案之中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他并不是说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美国南方和北方的面貌有很大区别，即使在今天，你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保守的南方小城镇，更不用说三十年以前了。那些『新潮』和『前卫』的民权运动者们，他们的言行和这些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格格不入，前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自己『助人为乐』的一番好意，而根本没有想过，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是多么难以被对方的文化所接收，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引起对方多大的反感和憎恶。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只是跑来毁坏这里传统的道德、信念以及安宁生活的家伙。
美国政府对于处理一个个人的时候，它必须非常非常小心，这是因为，第一，政府无法隐瞒任何事情。第二，除了差错之后，哪怕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定的民权机构，会在人力物力各方面，支持一个哪怕是身无分文的普通公民和政府打官司，不获胜诉绝不会罢休。整个社会也会因此产生极大的关注和压力。因此，公民权利的保障，不是仅仅依靠权利法案的条文，它必须依靠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健康的社会机制、良好觉悟的社会和民众团体。而且，这个社会必须普遍有起码的正义感和公民良知。
我问迈克世纪审判里辛普森可能脱罪吗？他说，也许。这个『也许』，在英语里是『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性』的意思。
我逐步理解了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原则，他们一般来说，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从来不持有完全『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态度。他们相信会发生一些情况使大家都难以判别，在这种情况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身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律师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么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实现了。
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么这个制度就是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得到了伸张。
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收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罚，表面看起来有可能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会以人们医疗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机每一个人，不论好人坏人。
最近，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种根据种族而给予优惠，几乎总是与宪法精神不符的。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历史包袱，最高法院也不是要求停止这个做法，而是要求执行时不要失之太宽。从这个裁定和简单的逻辑思考中，我们都可以知道，『平权法案』这样的法案，只能是一个历史文件，它的寿终正寝是一件早晚的事情。当历史条件逐步改善之后，每一个移民，每一个少数民族，在这里都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得到收获。『平权法案』给了所有的少数民族一个调整和提升的机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否则机会就会过去。
奴隶制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种族的罪恶，只是在美国，在一个历史阶段，它恰与种族相连。当时，奴隶主基本都是白人，奴隶基本都是黑人。但在今天，把这种制度的罪恶过度与种族相连，并不是合理的事情，哪怕是在有这种历史负担的美国。
在美国，一开始如果有一个人想我自我介绍说他是艺术家或者音乐家的话，我总是肃然起敬。后来明白，这个称号仅仅意味着他很穷。在纽约大家都说，如果天上掉下了一个东西砸了谁的脑袋，这个人八成是个艺术家。
美国人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繁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生命、个人幸福、个人意愿和个人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是把社会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的社会繁荣？
美国人说是一起吃饭，就是指一起趁这个时间聊聊天的意思，只不过是聊天的地点选在饭馆，与中国人概念中的『请吃一顿』有很大区别。
看人们怎么花钱，以及社会怎么宣扬花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风气。美国社会当然是形形色色，见怪不怪。好莱坞的明星们富有而炫耀，他们的职业决定了炫耀是一种策略。真正富有的人却并不炫耀，因为他们知道炫耀在社会上并不光彩，他们犯不着惹人非议。大多数人并不富有，但『衣食足，知荣辱』是普遍的。

2017.04.14 《别对我撒谎》

三个澳洲家庭的婚姻危机小说，英文名为The Husband’s Secret，大概是想讨论家庭成员间保有秘密是否理所应当。很奇怪，看的时候很受触动，但看完了反而不知道写什么了。尾记有一个类似于lalaland结尾的flashback，可惜没如果。不过所谓的坦诚相待感觉并不实际，很难做到。婚姻到后期是不是真的变成了一把枷锁，如果没有骨肉作为纽带，有多少人会选择分开？

她的社交技巧简直完美无瑕。对苔丝而言，这就像观赏提琴表演，眼看着提琴手们拉得那么漂亮，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你出生时我曾感谢上苍，感恩于自己没生下双胞胎。我想看到你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你想过的生活，用不着和别人攀比竞争。
只有电影中男女青年的调情才是甜蜜美好的，现实生活中只能让观看者不胜折磨。
这是一个循规蹈矩、温文尔雅的丈夫和父亲存在的小缺陷：他的顽固专断在很多时候已让人感到不快，特别是心情本就不佳的时候。每当二人产生争执，鲍·约翰的固执总让塞西莉亚沮丧不已。除此之外，他不修边幅，还总弄丢自己的财物。这些问题看似无伤大雅，再普通不过，然而如今这些缺点一旦属于杀人犯就会大为不同。
“苔丝有些害羞。”她母亲总爱掩着嘴巴小声对朋友们说，“恐怕是从她父亲那儿遗传来的。”苔丝能听出母亲略带羞辱的语气，因此下意识地将害羞定义为错误的品行。事实上你“应该”多参加派对。你“应该”享受被人们簇拥的感觉。难怪苔丝一直因自己的羞涩感到羞愧难当，好像这是一种无论如何都要隐瞒的身体疾病。
一直以来，瑞秋总假装自己不让罗兰帮忙是因为她是个完美的婆婆。然而事实上，当你拒绝一个女人的帮助，这实际上是在将她拒之门外，拒绝将她看做家人，像是在说：“我没那么喜欢你，不愿让你踏进我的厨房。”这所谓的完美隐藏着彼此的疏离及不认同。
一直以来我都将自己看做你的伴娘，好像我根本不够资格拥有真正的人生。然而随着体重的回落，我发现开始有男人偷瞄我。作为女性，我明白自己不该喜欢这种感觉，然而客观来说，当你奢望过的事情真的变成现实时，它的出现就成了……可卡因。我喜欢这种感觉，它让我充满力量，像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们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超能力一样。于是我开始想，想我是否也能让威尔和其他男人一样注意到我。然后……”
人人都知道第二份爱的情感更为强烈。这根本算不上一场公平的较量。这就是人们婚姻瓦解的原因。这就是人们为何将自己的婚姻看得那么重要，重要到在自己心中建起一道壁垒，阻隔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情感。你不会让自己的眼神到处乱飘，也不会同异性喝第二杯酒，还时刻计较着自己的语言是否过于轻浮。你绝不会迈出那一步。
年轻时和人谈到“陷入爱里面”，人们总会严肃地看待，把它当做一件值得载入个人历史的大事。然而它事实上是什么？化学反应？荷尔蒙？一个唬人的小把戏？苔丝也可以爱上康纳。这很简单。陷入爱里面算不上什么难事，人人都有爱的本事，难的是如何将爱持续下去。
万一威尔和费莉希蒂才是天定的一对怎么办？万一她和康纳才是彼此的缘分呢？或许这类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或许这世上本没有“命中注定”一说，有的只是人生，只有对错，只有尽力去做到最好。要做个“能屈能伸”的人。
我们身边隐藏着成千上万个带着神经质小秘密的人，都是预料不到的人：能在股东面前高谈阔论的首席执行官却应付不了小小的圣诞节派对，严重害羞的演员，害怕眼神接触的医生。我总觉得应该藏起心中的恐慌，然而我隐藏得越深，它们似乎变得越发可怕。我昨天对费莉希蒂说了这个问题，她却完全不屑一顾。她说：‘去克服它。’听到她的话，我居然感到无比放松。这感觉就像，我终于鼓起勇气从盒子里拿出一只巨大的毛蜘蛛，旁人却指着它说：‘那根本不是蜘蛛。’”
他们夫妻二人是否均在承受一段暂时的精神错乱？这事总会发生在已婚夫妇身上。婚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精神错乱：让爱盘旋在怒火之上。
人们可以爱上原本不认识的人，也可以鼓起勇气撕去自己的保护层，把“陌生”的自己展现给对方看，而他们所要展现的绝不仅仅是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在苔丝看来，每个人都应该在他们的终身伴侣面前撕去他们层层包裹的保护层，向对方展露真正的自己。人们很容易假装他们已经没什么需要了解的，假装二人的关系和谐融洽。配偶之间真正的亲密常让人感到尴尬。你怎么可能上一分钟还在用牙线清理牙缝，下一分钟就向人吐露你内心深处的激情以及对平凡生活的恐惧？

2017.03.26 《魔鬼经济学》

有一点点过时的书，主要是因为其中引用的案例感觉比较陌生。不过确实是好书，经济学用到现实中简直无往不摧。其中还提到了教育，教育的影响更多的不在说教，而在于言传身教，在于我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孩子的天性就是模仿，我的优点和缺点都可能被他们学到，挺…可怕的。

很多人，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列维特的研究当成是经济学。可他却让经济学研究回到了自己的本源：解释人们是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
真正导致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并不是枪支控制，也不是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更不是新的巡管政策，而是潜在的罪犯数量的急剧减少。
伦理道德代表了人们希望这个社会运行的方式，而经济学则勾画出了它的实际运行方式。经济学是一门特别讲究分析的科学，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强大而灵活的工具，可以让人们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分析评估，从中找出每个因素可能对其他因素，甚至是整体所产生的影响。
欺骗或许是人类的本性，它无疑是几乎所有人类活动当中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欺骗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用更少的代价换来更多的回报。
三K党的权力就好像政治家、房地产经纪人，或股票经纪人的权力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一旦这些信息落入错误（你也可以认为是适当）的人手上，整个群体的优势就会在瞬间消失。
交易的一方总是会比另一方拥有一些信息优势，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现象被称为信息不对称。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所信奉的一条真理就是：一些人（通常是专家）总是比另外一些人（通常是消费者）知道得更多一些。但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对称事实上都已经被互联网的发展所削弱。
房地产经纪人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说服委托人接受低一些的价格，并同时告诉潜在买家他们完全可以以低于标价的价格买到房子。当然，经纪人不会直接地告诉买家去压低价格，他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更加巧妙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广告语通常比较具体而直接，因此也就非常有用。如果你喜欢花岗石，那么你就可能会喜欢这房子；可即便你不喜欢这房子，这条广告语至少也会给你一种“很实在，不夸张”的感觉。“够档次”和“工艺先进”也是如此，两条广告语实际上都是在告诉买家，这房子确实棒极了。
我们所公开宣称的信息和我们实际拥有的信息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或者说：我们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无论是在私人关系、商务交往，还是在政治活动当中，都是如此。
当很多人愿意竞争同一份工作的时候，这份工作的报酬通常不会太高。这也是决定该工作薪酬水平的4个主要因素之一——决定工作薪酬水平的其他3个因素是：工作所要求的专业技能水平，工作所让人产生的不快感，以及工作本身要求从业人员所付出的服务水平。
关押一名犯人每年的成本是2.5万美元。
毫无疑问，在孩子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问题是，大多数父母都是在孩子出生之后开始学习如何教育孩子的，这时已经为时过晚了。如果父母聪明、勤奋、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不错的收入、能够组织良好家庭的话，他们的孩子也很可能会取得成功。但父母对孩子做些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父母本身具有怎样的特点，他们是一个怎样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的许多父母们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政治家们一样，他们之所以会拼命地募集选举资金，是因为他们相信金钱可以赢得选举，可事实上，真正能够帮助他们赢得选举的是他们本身的特质，如果选民们不喜欢一个人，无论他投入了多少金钱都无济于事。
那么如果DeShawn改名为Jake或Connor的话，他的生活会有所改变吗？我猜想，那些希望通过改名字来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的人往往都比较有上进心，而导致他们最终可能取得成功的，正是他们的这种上进心（而不是名字）。
对于那些正在准备给孩子取一个“聪明”名字的家长来说，我们建议，这样的名字并不能让你的孩子变得更聪明；它只能让你的孩子拥有跟其他聪明孩子一样的名字。
这些父母都是在用孩子的名字传达某种信号。从加利福尼亚的数据当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父母都是在用名字传达自己对孩子未来成就的期待。当然，名字本身并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但那些花费心思给孩子取名字的父母会让自己感到心安，因为他们知道，从孩子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帮助孩子取得成功。
从本质上来说，本书讨论的是人们在现实世界的行为方式。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新的看待、判断以及衡量这个世界的角度而已。

2017.03.14

《单恋》
一个融入了性别认同障碍的杀人事件。想起了观海同志任内推出的随意上厕所法案。

哲朗清楚地意识到，他总是按照一般模范家庭中妻子的标准去要求理沙子—牢牢守着家，营造让丈夫舒适的环境。哲朗明白，这只不过是任性的男人们编造出来的美好幻想。所以他一直没说出口，也没想表现出来。他表面上很支持理沙子，心里却盼着她遭受挫折，幻想着她能够为了自己，系上围裙走进厨房。
哲朗觉得到头来他和那些古板的老头子很可能是一类人，开始强烈厌恶自己。口口声声说希望妻子能够独立，内心其实很抵触。自己可能还没察觉到这一点吧。
“人类总是惧怕未知事物，因为恐惧，就要想办法消灭它。所以无论性别认同障碍这个词被关注到什么程度，也无法改变什么。估计今后仍无法传达我们想被社会接受的心情，一厢情愿的状态还是要继续。”

2017.03.11 《你是在恋爱,还是在发神经》

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恋爱的人，我觉得有必要看看这类书，毕竟这东西是家里学不来的，至少我是没从家庭教育学到什么。这本书指出了我不愿承认的事实，我不是一个足够自信的人，大概是从小担心受到批评、觉得做得不够好有关？亲密关系真是令人向往但又不知如何开启，或许真的是我，想太多？“在大海上航行，没有不受伤的船，除非你不出海。”不过这本书似乎是写给female的。。。

正如我喜欢的萨提亚的这首《我和你的目标》的小诗：
我想爱你而不用抓住
你欣赏你而不须批判你
和你齐参与而不会伤害你
邀请你而不必强求你
离开你亦无须言歉疚
批评你但并非责备你
并且帮助你而没有半点看低你
那么我俩的相会就是真诚的
而且能彼此润泽
害怕真实的自己被暴露，而不被喜欢了。这种伤害来自于从小就隐瞒真实的自己，只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好的优秀的一面。
第一个男孩，其实想要得到女孩的好，却不能相信女孩的好。他害怕，害怕女孩靠他太近了会发现他很多缺点，从而会抛弃他。既然他会被抛弃，那又何必开始？他很优秀，却从来不认为自己值得被爱。我们如果去探寻他不自信的原因，可以从他的家庭里窥探到一点，他的优秀，是从小被苛求出来的，从小就没被肯定过，没被好好爱过。当男孩愿意去觉察自己内心想法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自己害怕的这一部分，当他愿意去分享心底这部分想法的时候，也就很容易释怀。
长大后人们开始发展出超我的部分，超我就是我们强大的理智和道德规范下的自己。本我在人际关系中把别人当成父母，想要得到他们无条件的爱，但是超我又把他们还原为他人，知道我们不该向他们要。所以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索取爱的人比索取爱的人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你为什么会爱上爱情？当你的世界里出现一些缺失的时候，就会认为爱情可以填补这个缺失，让你快乐些，所以你会爱上这样一个让你快乐的东西。在本身缺失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强烈的感觉，但是身边富有的人却总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提醒着我们的缺失，于是感觉更加缺失。于是以为，有一个相爱的人可以填补这个缺失。当你爱上爱情的时候，恰恰是危险的。当一个人开始满足你这些缺失的时候，你就会对他产生好感和依赖，而无法去判断那是不是爱情。
儿童在早期有两种基本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和满足的需要，这两种需要的满足完全依赖于父母，当父母不能满足儿童这两个需要时，儿童就会产生基本焦虑。父母给予孩子的爱、真诚、尊重的程度，决定着孩子对人产生安全感的程度，也直接决定着孩子长大后对人的态度，别人对他建立安全感的容易程度，甚至在一个容易吵架或冷漠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对亲密关系建立的安全感就十分微弱。
感情这个东西的力量大到你无法想象，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性格等众多因素。你不必等到所有都确定之后才开始，你可以在开始之后去塑造你想得到的。同时，允许自己失败和受伤。在大海上航行，没有不受伤的船，除非你不出海。
征服首先是好奇，好奇于不被自己控制和了解的东西，然后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征服然后是为了占有，将别人的或公众的东西占为己有，成为自己的财富，扩充自己的世界。
自我价值感高就是不依赖自身以外的人、事、物来证明的价值。价值感高的人会觉得自己一直都在被爱，他会很容易看到爱和相信爱，并且认为自己值得，于是他不需要期望别人来爱他，因为他已经看到爱。他对别人没有期待，会包容、接纳别人的一切。他不会敏感和脆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和感受负责。他接纳别人是有限制的，也接纳自己的有很多不能，但不会因此看不起自己。于是这样的人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来爱他，也收获更多的爱。
习得性无助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的重大发现，是你通过学习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
挑剔有时候不仅仅是完美，还是一种理性。理性是好的，但是过于理性的时候，你会出现择偶困难。你的挑剔不是因为你优秀或不够优秀，不是你看不上或被看不上，而是你想得太多，你甚至使用沉没成本去权衡利弊，而且你总能指出这个人不适合你的地方。于是，你否定了很多人，也否定了很多爱情，渐渐地，你就被剩下了，被单身了。
或许你会说，你没有那么否定你的父母，你依然很尊重他们。但是我要说的是，把父母的身份还给父母，并不是尊重就可以。你的否定里，他们很多事情做错了，这时候你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比他们高的位置了，因为你想教育他们，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好像你变得比他们大，位置比他们高一样。正确的对待父母的方式，就是尊重他们作为你的父母而存在。“父母是大的，孩子是小的。”这是宇宙运行的法则，你只有尊重这个法则，才可能把父母的身份还给父母。你可以否定他们的行为，对他们的行为不满，但是不要否定他们作为你父母的身份。

2017.01.28 《宿命》

老实说，畅销君的作品看多了也就没什么感觉了。

晃彦对她说道：“医生和企业站在敌对的立场。”他的口气斩钉截铁，美佐子察觉这是几天前的话题的延续。“企业对人的身体不感兴趣，无视人体健康，日益追求发展。结果医生就得拼命帮企业擦屁股，这就像是一根根地重新种植被推土机摧残的幼苗。”
若从客观角度来看，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姻缘了。然而，美佐子却感到不知所措，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她对晃彦的感情绝对称不上爱情。当然，她不讨厌他，甚至尊敬他，却从未因为和他在一起而没来由地雀跃不已，也从未不发一语便能心灵相通。这种心心相印的感觉不正是婚姻中最重要的部分吗?美佐子曾深爱过一个人。当时她还是高中生，或许是因为心智尚未成熟，那种刻骨铭心的感情她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历。虽然因为种种偶然因素不能与他结合，但美佐子认为，爱上一个人就应该有当时那种心情，那完全不同于对一个人的广博知识感到的惊叹，或对一个人行动果决而感到的佩服。

2017.01.27 《菊与刀》

令人惊叹的一本书。二战后为了尽快确立美国对待日本的政策而快马加鞭的一项研究，作者从未去过日本而能够通过纸质材料、战俘访谈等方式完成对大和民族的剖析，实在是不可思议。在去日本旅行之前看了一波，对了解日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帮助。BTW，这次笔记开始使用的是Kindle的标注功能，直接复制出来整理一下就可以发了，十分方便。

“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所谓“文化”，其含义既有广义、狭义之分，也有观点不同之别。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日本人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有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其坦率实在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描述日本会略去许多重要事情，因为这些对他们太熟悉了，如同呼吸空气一样，习而不察了。
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的。任何民族都把这些视为当然，任何民族所接受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来说，仿佛是上帝安排的景物。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睛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大夫，他就会验明镜片。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做眼科大夫那样的工作。
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
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则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那里，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日本人的行为则好像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对武士家族来说，如果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伤脑筋了。结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对他们来讲，最令人难堪的就是威望取决于财富和外观，所以，他们的信条是，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日本人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日本修改了“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出发点和正常顺序”。㉘它不是从生产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建设等等都被赋予优先权，飞速达到了高水平的技术和效率。当然，这些企业并没有全部转让给民间财阀，庞大的军事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官僚手中，并接受政府的特别财政补助。
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
“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债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是负债。我们美国人则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的约束，而是自由给予的。
对日本人来讲，猝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惠是最讨厌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在与近邻和老等级关系打交道中，受“恩”所带来的麻烦。
在日本人看来，还有一个更强烈表示负恩心情的词，就是“かたじけなぃ”（诚惶诚恐）。这个词的汉字写作“辱なぃ”“忝なぃ”，兼有“受辱”与“感激”两层意思。日文辞典解释这个词时说：你受到了特别的恩惠，因而感到羞愧和耻辱，因为你不配接受如此之恩，因而你用这个词表示你受恩时的羞愧感。
人们在受恩时常怀矛盾情绪。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恩”所内含的巨大债感推动着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偿还恩债。但是，恩债感又是很难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生反感。
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同情、援助贫困的双亲，不能殴打妻子，必须抚养子女。但是，这些既不能像金钱债务那样斤斤计较，也不能像做生意成功那样获得回报。但在日本，这些却被看作像美国人眼中那种金钱债务一样，其背后有强大的约束力，就像美国人的应付账单或抵押贷款的利息一样。
日本人把恩分为各具不同规则的不同范畴：一种是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并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他们所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这种义务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人人生而具有的。
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习俗各有各的难处：我们的难处在于，即使对全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接受。他们的难处在于，人们一生都处于负恩重压的阴影之下。
“义务”，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尽管“义务”中的某些特定行为也会使人“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对“义理”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义理”的领域中，负恩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日本人对颂扬复仇和颂扬捐躯尽忠，同样津津乐道。两者都是“义理”。尽忠是对主君的“义理”，对侮辱进行复仇则是对自身名分的“义理”。
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惠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把两者区别开来，一种称之为侵犯，另一种称之为非侵犯。在他看来，只有“义理”范围之外的行为才能称作侵犯。只要是遵守“义理”，洗刷污名，就绝不能说他犯了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账。
美国人的最高指示是在同辈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而以“恩”为基础的伦理则极少容许竞争的余地。他们的等级制体系有烦琐规定，把直接竞争控制在最低程度。
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做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尽管他们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复仇，在现实生活中则和西欧一样，复仇行为很少见，甚至比西欧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成为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对耻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来代替挑起争斗。
日本人则另外寻找侵略的根据。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义理”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在日语中，“自重再自重”，是最强烈的语气，意思是万分小心，无限谨慎，绝不可轻下结论。它还意味着，必须权衡各种方法和手段，用力不多不少，恰可达到目的。
日本人对自己深重的罪孽有时也像清教徒一样，反应很强烈。尽管如此，上述极端的说法仍然指明了日本重视的是什么：与其说他们重视罪，毋宁说他们更重视耻。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
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

2017.01.14 《彷徨之刃》

现在国内社会出现的各种未成年人犯罪的事情，在日本21世纪初也出现了。东野这部作品是想探讨未成年人罪犯因为年龄而获得减刑是不是公正的法律，从被害人家属、罪犯、甚至警察本身的角度展现了不同的心理活动，但小说最后的结局还是按照法律办事，失去了铲除人渣大快人心的结局。文中还反复出现未成年人犯罪后，他们的家长一昧护犊，可以预见这样的护犊下未成年人渣必然一错再错，反正有人替自己辩护，到头来还能理直气壮地怪罪于家庭教育，自己逃避责任总能蒙混过关，何乐而不为？而法律并不会给他们什么教训，反而会保护未成年人渣让他们重回社会，家长的放纵更是让他们年少时懵懂的恶逐渐固化成深入骨髓的恶。人之初，性本恶。恐怕少子化现象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教育风险之大，宁愿不生，这比那些只知道生不知道怎么教育的成年人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过去发生的几起不合理的案件在长峰脑海中苏醒。凶手并非每次都会被判死刑，不判死刑的案例反而更多。如果凶手未成年，甚至连姓名都不会公布，更不可能判什么死刑。
少年法并非为被害人而制定，也不是用来防止犯罪，而是以少年犯罪为前提，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的。从这些法律条文中无法看见被害人的悲伤与不甘，只有无视现状的虚幻道德观而已。
但他并不只希望凶手被捕。他真正的愿望，是让凶手切身体会到自己的憎恨与悲伤。他要告诉他们，绘摹遭到的不幸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让他们彻底明白自己所犯的罪有多重。
如果交给警察，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恐怕不能。正因如此，目前这种不重视被害人家属的司法制度才会问题百出。
“枪这玩意儿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只要一拿到手上，任何人都想扣下扳机。但是真正和什么东西对峙的时候，人们反而无法扣下扳机，因为知道枪的可怕。射击，就是在和这种恐惧对抗。”
他知道自己没有制裁罪犯的权力。这应该是法院的职责。可法院真的会制裁他们吗？
不会。通过报纸和电视，长峰多少知道审判是如何进行的，或是给什么案子判了多重的罪。就他个人的认知，法院不会制裁罪犯。
说法院会拯救罪犯其实更恰当。法院会给犯了罪的人重新做人的机会，然后将其藏到憎恨他们的人看不见的地方。
这样就是判刑，而且刑期都短得令人惊讶。夺走了别人一生的凶手，其人生却不会被夺走。
而那个快儿可能跟敦也一样未成年，只要强调自己并非故意杀死绘摩，或许连入狱服刑都免了。
真是岂有此理！那个人渣夺走的不只是绘摩的人生，还给所有爱绘摩的人的人生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国际象棋就像人生。一开始我们就拥有所有的棋子。如果能一直这样，就会平安无事，但这是不允许的。要移动、要走出自己的阵地才行。越移动，或许就越能打倒对方，可同时也会失去很多东西。这就和人生一样。国际象棋和将棋不同，从对方那里赢来的棋子不能算是自己的棋子。”
他父母不见得会说实话。如果他们知道儿子的行踪，不管警察怎么追问都会保持沉默。不是想让儿子逃走，而是希望儿子在被警察逮捕之前先自首。不管什么样的小孩，在他父母眼中一定都是可爱的。即使长大后变得罪大恶极，父母也会像那个民宿的女子一样，一心记得他们小时候可爱的模样，甚至扭曲自己的良知。
长峰发现自己对他们充满了嫉妒和欣羡之情。在此之前，他也过着这种自己可以稍微掌控的人生——安定的生活、一成不变的每一天。现在他才体会到这些是多么可贵。他现在身体疲累、心中伤痕累累，即使想回到那时候，也找不到办法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就是因为有人把那两个畜生生下来却不管他们吗？
织部想，这把枪是为了保护菅野，是为了防止长峰绘摩的父亲对杀害女儿的罪犯展开的复仇行动。
警察到底是什么？逮捕犯法的人是他们的职责，这样才可以消灭万恶。多么冠冕堂皇的想法！
可这样真的能消灭万恶吗？把坏人抓起来然后予以隔离，换个角度看，其实就是在保护坏人。经过一段时间，当社会逐渐淡忘被“保护”的坏人时，他们又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其中有许多人会再度犯法。他们会不会因犯的罪遭到报复，甚至觉得国家回保护自己呢？（note：这段和东野另一部《信》是相反的，《信》中描述的是罪犯及其家人受到社会的排挤，根本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
织部不禁怀疑自己手中的正义之刃是否真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即使方向正确，这把刀又是真的吗？当真具有斩“恶”的能力吗？

2017.01.08 《怪笑小说》

2017年第一本书，东野圭吾的短篇。
第一篇就很高能，描述了高峰期私铁车厢内众人的心理，以小见大牵扯到了日本的养老金、老人与年轻人的互相不顺眼、偷瞄的痴汉、为了不让位的各种行径、女性地位、公司分级、中年女性的愤愤、护犊、对熊孩子怒气，简直是社会百态。我一直怀疑文明都知识表面的繁华，人们真的会相敬如宾吗？种族歧视、排外情绪，在文明之都就不存在吗？只是人们都藏在心底不说吧。

这些人怎么这么没常识？个个都装得好像没看见我。爱心专座明明就是给老人家坐的，年轻人有什么资格坐！为什么国家不严厉取缔这种行为呢？就因为没人管，害我老是站得很辛苦。日本能有今天的发展，还不是靠我们这代人的努力，真该好好教育时下的年轻人，对长辈要加倍尊敬。
高须一夫心想，你这老太婆有完没完，就不能往别的地方挪挪？我是不会让座的，要一直坐到下车为止。工作了一天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今天的日本就是靠我们的辛劳支撑起来的，在电车里休息一会儿有什么不对？一毛钱也不挣的老年人待在家里就得了，少来妨碍我们这些社会中坚！
我时常听到这种论调：“因为不希望自己建立的理论遭到破坏，科学家总是对超自然现象视若无睹。”对于那些一手缔造文明的伟大科学家来说，这种看法是何等的无礼。没有人会比科学家更期待推翻既有概念的现象出现，他们总是梦想着将自己信仰的一切彻底颠覆，因为唯有不断推翻与重建，科学才能日新月异。基于这种观念，有时他们也会表现得很冷酷。